泳帽、摩托车和热钱，中国创投圈在印尼的真实故事 | 36氪特稿
编者按：
印尼，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新大陆。由于4G普及率激增，这个热带岛国一跃成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市场，迅速孕育出三家超过10亿美金的独角兽公司。
近两年，一大批中国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扬帆出海，来到印尼。本文描述的故事皆在表明：创业热潮势不可挡，来自中国的热钱正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次，中国人不仅带去热钱，还有中国互联网充沛的产能和对标经验。
一个人卖了CBD的房子，跑到印尼创办了印尼版的“今日头条”；一支中国基金在印尼募了钱，在印尼投出了“独角兽”公司。
如今，欲望和野心蔓延在这个拥有露天游廊和三角帆船的海岛，黄金般的机会正在等待外来者开掘。来自中国的掘金者能获得成功吗？
文｜张晴
黄金遍地
印尼首都雅加达，当地时间17:00，一场“创业公司世界杯”的比赛正在举行，现场三百人头攒动，从整个东南亚选出来的10家创业公司将角逐冠军，美元基金Fenox主办了这场比赛，胜出者获得100万美金的投资。
谢佩甫在“创业公司世界杯”比赛现场的自拍
首先上场的是一个P2P项目，谢佩甫先生很感兴趣，他拿出手机把整个演讲拍了下来。互联网金融是他所在的基金零一创投近段时间重点关注的领域。
三小时前，谢佩甫刚抵达雅加达，这是他六个月内第三次来印尼。和以往一样，他刚出机场就被堵住了，出租车在车流中步履艰难，这令他看上去有些焦虑，他不得不接受这片创业热土同时也是“全球最拥堵城市”之首，雅加达车辆年均停止－启动次数为33,240次——平均每天91次，由于用户少而缺乏实时数据，Google Map上显示2分钟可以抵达的路线，最终可能耗费半个小时以上。
只有摩托车在车流缝隙间灵活地穿梭着，“那个戴绿帽子穿绿衣服的司机就是GO-JEK的”，谢佩甫指着一辆摩托车告诉36氪记者。GO-JEK是印尼本地诞生的最耀眼的创业独角兽，类似“摩的版”Uber，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平台打摩的，还能要求送外卖、送快递。2016年8月5日，GO-JEK刚刚宣布了新一轮 5.5 亿美元融资，估值达到了13.5亿美元。
谢是一位生长在泰国的台湾人，今年三十多岁。一年前，他加入中国一支新基金——零一创投，担任合伙人。这次印尼之旅，他在五天内以日均8.5个会议的节奏穿梭在雅加达的街头小巷，这是一趟体力活，他不断向印尼的投资人和创业者强化一个信息：我的基金从上海远道而来，正在寻找印尼的互联网投资机会。他抵达的前两个月，一支由徐小平、李开复、薛蛮子组队的“中国天使考察团”刚刚离开了印尼。
“你看那个增长曲线，几乎就是一条直线”，昆仲资本创始合伙人王钧在电话里和36氪记者形容印尼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根据谷歌的报告，印尼智能手机用户比例从2015年的28%上升到2016年的43%，开户数量达到2.5亿。市场研究公司eMarketer做出预测，到2018年，印尼每月活跃的智能手机用户将超过1亿。
印尼无疑是移动互联网的一片新大陆。这里拥有东南亚最多的人口，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也有着东南亚最好的经济基础。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15年印尼人均GDP为3500美元，名列全球第16位，稳居东南亚第一。近一年，随着4G普及率激增，印尼已经跃升为全球第四大智能手机市场，迅速孕育出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电商独角兽Tokopedia、出行独角兽GO-JEK、类似携程的旅游网站Traveloka。
况且，这还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国家，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9岁，用户新鲜、充满需求，看起来机会无处不在。
大约从2015年始，一批中国资本开始出海印尼。恰如两千多年前，中国商队从沿海港口扬帆远航，抵达马六甲海峡两岸，开拓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黄金商道再次被激活，这一次，中国人带来的不是丝绸、瓷器，而是中国互联网充沛的产能。也恰如美国当年在中国投资对标硅谷的项目，中国掘金者们正试图在印尼复制中国的成功项目。
“创业世界杯”的获胜者是非常擅长演讲的印尼版“e袋洗”
“创业世界杯”比赛继续进行着，后面陆续上台的参赛项目有HR SaaS、社区电商、班车、医患沟通平台……几乎每个项目都能找到一个中国对标。最终，胜出者是拥有海归背景、金融圈工作经验、非常擅长演讲的印尼版“e袋洗”。他们向评委们展示了40%的逐月增长以及CNN等媒体的报道。
“有几个项目还不错。”比赛结束后，谢佩甫走到人群中换起名片，在他看来，印尼仍然处在移动互联网的增长红利期。如今，他以每月一次的频率造访印尼，搭建人脉、建立联系。凭借此前在Rocket Internet工作的资源，他认为，自己寻找印尼创业公司比其他VC更为容易——在印尼，Rocket这个由德国人创办的以“复制成功模式养肥了再卖”为宗旨的互联网公司运营了Lazada，Zalora，Carmudi等成功企业。
然而，即使在最发达的电商领域，印尼最大的两家Lazada和Tokopedia的份额加起来仍然不超过三成。机会仍然存在，谢佩甫的梦想是投出一个独角兽公司，这也是中国所有出海基金的梦想。
一个泳帽
戈壁创投创始合伙人曹嘉泰（右三）和他的团队，他们很早就进军了东南亚
六年前，戈壁创投创始合伙人曹嘉泰第一次来印尼投资时，他的东南亚合伙人邱家睦给他上了“本地化”第一课。
为了避免堵车，曹嘉泰和邱家睦不得不在烈日下坐上热得发烫的“摩的”坐垫，在尘土飞扬的大街小巷钻来钻去。当曹嘉泰看到西装革履的邱家睦从公文包里优雅地掏出一个橡胶游泳帽，镇定自若地戴在头上时，他惊呆了。
“你戴这个干什么？”曹嘉泰简直要笑出来。
为了保护脑袋——邱家睦笑得更得意。很快，曹嘉泰明白了缘由：雅加达的摩的司机为乘坐者提供一个不知道闷过多少汗津津的头、散发着销魂味道的潮湿头盔，而邱家睦的泳帽则是在人身安全和心理崩溃间的一条防线。
在戈壁创投的投资人们看来——戴上泳帽是他们在印尼本地化的第一步。
早在2010年，戈壁创投成为第一批在东南亚布局的中国基金。当年，戈壁创投在中国投资的途牛、Camera 360等项目已经在东南亚获得不少用户，顺着这些公司的目光，创始人曹嘉泰看到了东南亚巨大的潜力，“感觉2010年的东南亚就像是2002年的中国。”曹嘉泰对36氪记者说，这位哈佛经济学系毕业的美籍华人个子不高，戴无框眼镜，说一口典型的“海外华人普通话”，“我们觉得之前在中国发生的，东南亚接下来也会发生。”
曹的笃定来源于他正是当年从美国跑来中国掘金的投资人之一。他曾在英国一家投行负责中国区的TMT投资，相比中国本土投资人，他对创投市场更加敏感而富有洞见。他和记者回忆2002年的中国正是一片像如今东南亚一样的蓝海：投资机会已经出现，但只有几家VC敢于参与冒险。那时，腾讯、阿里、百度完成第二轮融资，背后全是海外投资机构；红杉、经纬等海外VC尚未进入中国，除了少量先行者外，本土机构更是寥寥无几。因为率先投资中国，当年IDG还曾被评为“业界第一傻”。
曹嘉泰形容，那时硅谷投资人来中国投资像是“come from the future”，当他在东南亚再次看到一个“降维打击”的机会，他毫不犹豫。
2010年，中国互联网对东南亚还颇为遥远，大家目光紧盯硅谷，大部分东南亚本地VC根本不相信本土能出现大的互联网公司，类似新加坡国投和淡马锡这样的大机构，全部把钱放到美国。曹嘉泰遇到的质疑经常是：——“我们自己在东南亚都觉得本地互联网做不出来，你们中国来的，为什么要投？”
“我就跟他们举中国的例子，当时国内投资者也是觉得中国不能创新，反而是我们从海外来的看得更清楚，后来这些外资机构都在中国做起来了。”一番例证阐述后，戈壁创投拿到了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的投资，设立了第一支东南亚基金。
首先要彻底本地化——这是曹嘉泰在中国投资获得的最大经验——但凡采取“定期派人来中国看看”的美元基金早已折戟沙场。而那些试图直接复制成功模式到中国市场的美国互联网巨头更是纷纷丢盔卸甲。“失败都是因为外来公司没能本地化。”曹说，他找到新加坡华裔的邱家睦当合伙人，两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建立办公室，曹还举家从上海搬到了吉隆坡。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之前，曹嘉泰对东南亚的印象是蓝天白云、椰林树影，但常驻下来才发现一到冬天，东南亚焚烧热带雨林导致烟霾污染跟北京不相上下。下班聚餐——信伊斯兰教的同事不吃猪肉、信印度教的不吃牛肉，很多人还不能喝酒，只能顿顿换着花样吃鸡和鱼。
回报在慢慢浮现。根据戈壁创投提供的数据，第一期东南亚基金投资的8个项目有7个完成退出，平均IRR为68%；和马来西亚风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MAVCAP)合作的二期基金在2016年春天投资的“东南亚版大众点评”Offpeak，已经在2016年8月拿到了雅虎日本的下一轮。
今年，戈壁创投关注一类叫做“Taqwa Tech”的项目，即针对穆斯林的互联网项目。在印尼的穆斯林约2亿多人，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国家。每到祷告时间，雅加达全城响起广播。“像Offpeak这样的餐饮App，我们设定一打开就可以选择是否要求清真，因为对于穆斯林而言，他们根本就不愿意看非清真的餐馆”。戈壁创投还投资了类似中国的“去哪儿”——Tripfez，专门为穆斯林游客提供符合要求的酒店，
曹嘉泰认为这就是戈壁创投在东南亚本地深耕六年的经验，“大家听着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但这就是机会。”
成为Big name
曹嘉泰最得意的案子是投资了“印尼版的今日头条”—BaBe。
BaBe目前在印尼和马来西亚拥有千万用户，被谷歌评为2015年印尼TOP 10“最佳应用”。戈壁创投在2013年A轮进入Babe，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转向使用移动端浏览新闻，Babe母公司Mainspring的估值有望赶超印尼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Detik（现估值3亿美元），正因为戈壁创投挖掘到了Mainspring这样具备独角兽潜质的公司，大幅度提升了其东南亚基金的整体投资回报。
明星创业者刘伟瀚（前排穿灰白条纹T恤）和他的创业团队
BaBe创始人刘伟瀚之前也是一位投资人，戴着眼镜的他长相斯文，气质颇像TVB电视剧中典型的银行家。除了讲中文语速稍慢，你几乎猜不出来他是一位马来西亚人。
2005年从美国微软离职后，刘伟瀚来到北京加入诺基亚投资基金，成为和曹嘉泰一样在中国的海外掘金者。“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项目要融资，华兴资本就会给我们十几个人投资人打一圈电话。如果这圈电话打完还没有人感兴趣，那这个项目就没有机会了。市场就是这么小。”那几年，刘伟瀚收获颇丰，先后投资了包括UC Web的B轮、赶集网A轮、空中网等高回报案子。
刘伟瀚来印尼创业的逻辑和曹嘉泰一样——中国资本迅速增加，投资难度加大，而人口众多的印尼潜力无限，把中国模式带过去，“肯定能做。”
2011年，他以5万一平的价格卖掉在北京CBD核心区的房子，举家迁往雅加达。“确实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因为雅加达毕竟不是北欧、新加坡，生活条件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也不是没有别的选择、非得要创业那种”，刘伟瀚甚至来不及思考具体产品是什么。
刘身上烙有强烈的冒险家个性，他内心更深的动力来自看到周围有很多“不用太拼也OK”的朋友，他认为，像他这样祖籍广东的华侨三代似乎丧失了父辈当年的激情，“毕竟我爷爷那一代还是很拼的。”刘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印尼有很多空白市场，“不如做出一个大公司”。
2012年，刘伟瀚从在中国已经很火的网页游戏起家，在印尼成立了Mainspring公司，去哪儿创始人戴福瑞成为最早的天使投资人。刘伟瀚将国内运营打法学到印尼。结果变成了他至今反复感叹的教训：“头一两年市场也不是很懂、本地需求也不是很懂，很多教训，很多教训。”
问题首先出在人身上，先是找不到程序员。 “LinkedIn（领英）在印尼蛮大的，有600万独立用户，你猜这600万人里面，有多少人是做研发的，R&D，PHP，JAVA，C++都好？”刘伟瀚说，为了招聘，他在LinkedIn上一个一个数了一遍，“真实数字是四万多，不到1%，（研发）很缺很缺。”
网页游戏做出来后，国内做法是找一两个人去网吧贴海报，说服用户使用游戏，但在印尼，刘伟瀚发现本地人工作态度堪忧，贴的海报是歪的，更不用提口头跟用户宣传了。“我看过一个调查，全球调研不同国家的幸福度，对于北亚、中日韩来说，大约20%的人是开心的，但在印尼，幸福度达到了80%，跟北欧国家差不多”，人才是创业者面临的最大障碍，印尼人天性乐观、耽于安逸，“单纯加工资、给期权都激励不了。”
摸爬滚打，刘伟瀚慢慢找到了一些管理方法，可这时候，他发现创业的方向错了。从2014年开始，伴随着100美金左右廉价智能机的普及以及流量价格的下降，印尼智能手机用户数爆发了，相当于印尼直接跳过了PC时代迈入移动互联网。刘伟瀚基于PC的页游公司才刚刚步入正轨，就被移动互联网以海啸之势拍在岸上。
投资背景的刘伟瀚反应敏锐，他停止页游业务，全面发力手游。同时，寻找中国移动互联网已有的成功模式，滴滴、今日头条、美团点评……最终得出结论：新闻聚合模式尚有机会。做滴滴这样的出行软件需要强大的本土资源；美团模式做起来很辛苦，需要强大的地推团队，况且东南亚大城市少，集中度差。新闻聚合产品靠技术，而且在印尼是空白。
“当然每个语种都有自己的新闻产品，比如日本的SMARTNEWS，事实上，前端的差别不大，主要还是在后端算法，”刘伟瀚有着成功创业者必须具备的“接地气”气质，他是接受36氪记者采访的近10个印尼创业者中唯一一个用安卓机的。在印尼，移动互联网的崛起是相对廉价的安卓机培养出的大量的用户，据统计，印尼的智能移动设备里，安卓机占到至少七成以上市场份额，但很多财务状况良好的创业者习惯使用iPhone。一位创业者曾告诉记者，他买过一个红米贴近用户，但觉得“根本没法用”。
掉头做BaBe时，刘伟瀚旗下有一款类似应用商店的入口，可以带来新用户。很快，这款通过大数据分析为用户提供定制内容的印尼语新闻客户端获得了百万级用户。 现在，BaBe俨然是印尼移动互联网的明星项目。目前，Babe的母公司Mainspring的C轮融资已经敲定。
BaBe的成功让刘伟瀚在中国出海投资人和创业者中名声大噪。每天，他在印尼的办公室方访客络绎不绝，以至于一层负责来宾登记的前台听到“Mainspring”的公司名后，心领神会地说——“Big name！”
中国热钱伺机而动
零一创投的谢佩甫也是“Mainspring”这个“Big name”的访客之一。
2016年3月，零一创投第一次组团来印尼考察，谢佩甫找到刘伟瀚了解印尼市场，“缺企业家、缺技术人员，这就是中国团队的机会，”那次考察后，零一创投的创始人吴运龙觉得机会刻不容缓，“中国基金和中国企业家copy能力都很强，我们需要快。”
零一创投创始合伙人吴运龙
这个新加坡人之前在经纬中国担任合伙人。2016年初，他看到了东南亚市场的潜在机会，迅速成立零一创投。
由于数据太新，尚无中国基金投资印尼的准确数据，但印尼市场的确在变热。 “从估值来看，现在印尼的项目也是最贵的，这也能体现市场热度。”日本投资机构GREE Venture的投资人Albert Shyy对36氪说，每隔一个月，他从新加坡的办公室赶往印尼。
他粗算了目前在印尼活跃的投资机构约有50-100家。日本的掘金者最早抵达印尼，这源于日本和印尼间密切的贸易往来，500Startups、红杉、KKR、华平等欧美基金先后尾随而至。
相比已经十分火热的印度创业项目，东南亚相对低价。Convergence Ventures的创始人李国栋在印尼拥有一支早期基金。他在接受腾讯采访时表示印尼的风投价格要低很多：A轮价格在100万-200万美元之间，大概可以占股15-25%，而天使轮则只有10多万美元。
大多数投资人热衷追逐像刘伟瀚这样的创业者：澳洲本科，芝加哥大学MBA学位。现在，海归在印尼是创业主流，这层逻辑和当年张朝阳、李彦宏一样，中国第一代互联网明星公司即由中国海归缔造。印尼的独角兽GO-JEK的创始人Nadiem Makarem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电商巨头Traveloca创始人Ferry Unardi则是哈佛肄业。
进入2016年，“各类活动一下子变得非常多，几乎每周都有一场。”刘伟瀚说，2016年他初融资阶段，每天要接到好几个投资人的电话，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BAI（贝塔斯曼亚洲投资基金）出手了13个出海项目，包括YY背景的直播软件Bigo Live和总部在北京的另一个“印尼版今日头条”Baca。BAI投资经理赵鹏岚告诉36氪，从2015年底到今年上半年， FA推过来出海项目明显增多，多是中国模式海外复制的思路——这符合戈壁创投的曹嘉泰在六年前的判断。
赵鹏岚担心东南亚市场“过热”。“在印尼或者马来，获客成本已经上翻了好几倍。但现在技术和产品类的项目都已经渗透的差不多了，在运营层面，中国项目出海又看不到优势。”
但这样的论调显然无法影响中国掘金者的热情。在雅加达的六天里，谢佩甫参加了三场创业相关活动，其中一场是专门为创业者和投资人举行的社交烧烤，据闻，主办者名叫Ahiro，一个有政治背景的富人。那天的party，GO-JEK巨额融资的消息刺激着人们的肾上腺素，几十平方米的场地聚集了上百名创业者和投资人，觥筹交错间，吃掉100公斤肉。
本地高涨的创业热情甚至催生了专门服务创业公司的创业公司——在花园烧烤现场，一位裹着穆斯林头巾的年轻女性在创业者中穿梭，推荐专门为创业者提供的HR服务。
对印尼的创业者来说，出海而来的中国基金带来了他们最匮乏的资源——钱。
拥有200万用户的图片社交Pic Mix创始人Clavin Kizana回忆，几年前他想融资时，曾列出了市面上所有可能VC的名单，一共只有70家——而且没有人愿意投。在对待创业和投资上，印尼政府的支持也杯水车薪，此前，印尼一直没有相关创业扶持政策出台。
旅游项目Tripvisto 创始人Sumartok是一个连续创业者。5年前，他决定做一个连接线下旅行社的线上平台，“那时候整个印尼的创业氛围都很淡，完全没有VC，我们都是用自己的钱来创业，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其他投资人，整个生态都太新了。”Sumartok坚持了九个月，一共投入了2—3万美元，还是失败了。
2014年，他找了新的团队，没有资金，完全靠团队成员不拿工资。这一次，他坐在了风口，VC们突然成批出现。2014年8月，他们拿到了本地投资机构East Venture的12万美元，2015年，又拿到戈壁创投的100万美元A轮投资。
中国的钱显然更受欢迎。图片社交Pic Mix创始人Clavin Kizana告诉36氪记者，一开始接受戈壁创投的确因为那时候对他们感兴趣的VC很少，没人看好图片社交，而戈壁创投投过CAMERA 360，他们懂图片社交，还能为创业者带来中国经验。最近，Pic Mix准备推出一项基于兴趣的功能，当记者告知中国的陌陌也有这项功能，创始人Clavin Kizana非常惊奇，他打算询问他的中国投资人，“比如你说的陌陌这样的中国公司，为什么可以在纳斯达克上市？我们很想知道。”
中国已经成为东南亚创业项目眺望、观察、学习、模仿之地。马来西亚女性电商Hermo创始人曾公开表示，聚美优品的陈欧是他的偶像。某种程度上，理解中国互联网可以帮助你在印尼创业“便捷”许多。
根据App Annie数据，印尼Google Play免费排行榜前十名中，排第一的是Whatsapp，第四名就是一家中国公司：近场传输工具茄子快传，第六名是YY旗下直播软件BIGO LIVE、排名第八的则是UC浏览器。换言之，印尼安卓应用前十名，全部是国外公司，而中国公司独占三席。再往下看，腾讯开发的音乐应用JOOX排在第14，UC Mini版排名第17，GO 输入法排在第21，360安全排名26；30-50名以内的，还有广州团队做的直播Nonolive、Camera 360、猎豹清理大师、GO桌面、猎豹桌面。
以上这些产品勾勒出中国公司出海东南亚的现状——简单成熟的工具类产品最先获得成功，已经成型的大公司产品摇身变成“海外版”也基本无对手。
一些独特的中国模式的产品比如直播也可以杀出一条血路。“现在印尼直播都是中国人在做，”Nono live直播软件创始人钟伟对记者说，大家都在模仿国内的“秀场模式”，“先一起把市场做起来”。百度旗下的Cliponyu运营两年多已经培养了一批本地的知名主播。2016年8月，YY旗下的BIGO LIVE也进入印尼，很快杀入当地社交榜前三。
不过，在一位华人创业者看来，偏娱乐性、强调主播的直播模式未必在印尼玩得转。“印尼主播没有职业态度”，这位创业者说，他随手点开一个直播页面，一个长发女生跟着音乐摇头晃脑，和用户没有任何互动，“这一看就没有付费意愿了。”另一位创业者则说，印尼本地主播不了解游戏规则，经常私下跟粉丝见面，导致平台收益不高，“一旦能在线下得到你，粉丝就不会在线上给你付钱了。”
但是，在零一创投的吴运龙看来，印尼的好项目还远远不够，他很早看好直播这条赛道，但苦于没有合适的项目。但也不能太急，做好投资一定先本地化。“不能做海鸥，我们要在当地建一个鸟巢，招人进去，”眼下，零一创投的雅加达办公室正在筹备中。
You can’t burn your bridges
每周一，一个在上海读书的印尼留学生会来到零一创投位于上海黄浦区的办公室，给忙碌的投资人上两个小时的印尼语课。在雅加达出租上，谢佩甫向记者展示了教学成果，“Kanan Kanan”，他指挥司机“右转”，虽然并不熟练，但足以帮助他准确地赶到市区的一个创业空间。
在这个创业空间，Facebook正在举办一场指导创业者如何利用Facebook投放广告的免费讲座。谢佩甫想跟Facebook谈合作，11月份，东南亚地区每年最大的Tech in Asia会议期间，零一创投将带20-30位中国人来雅加达考察，目标名单中包括小米、美团、贝贝网。
“这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投资的案子需要并购退出，但想让别人买我们的公司，也应该先培养对市场的了解，”零一创投的吴运龙说。他和他的小伙伴见了很多印尼创业者、投资机构，他的基金不仅要在本地投资，还要帮助自己在国内投资的几家公司比如货拉拉，走向出海的道路。
FB主办方一位BD负责人出来和谢佩甫见面。在会场外的黑色吧台边，他拿着零一创投的名片，一脸疑惑，“你是中国的VC？”他问，“但是我们这里没有球队可以买”。
这位负责人在影射近两年中国资本全球买球队的状况，不久前，AC米兰落入中国买方团之手，中国的IDG资本则出手了法甲里昂俱乐部。谢佩甫笑着解释，零一创投在印尼寻找早期项目，他们带来的中国创业者们可能会成为Facebook的客户。
“可是Facebook在中国并不能用。他们怎么投广告？”气氛陷入尴尬。
“还是有人会用VPN来看，”谢佩甫解释说。最终，这位负责人允诺让一位同事做1-2小时的分享。
“但是，能不能带一些台湾和香港的公司过来？”负责人说，这才是FB在大中华区的客户所在。
无论如何，创业狂热已肆虐在这片热带海岛，人人都有时不待我的热情和远见，更多的中国创业者奔赴在赶往印尼的路上。来自上海的创业者小秦在经历过一次国内创业尝试后，果断把目标放在了海外，“听到出海，大家都觉得很难，但实际上，在国内更难。国内每个行业饱和度都蛮高的，而印尼的机会仍然很大，”
在考察过台湾、菲律宾、印度、泰国之后，小秦决定首战选择印尼做电商导购。2016年6月份，他认识了零一创投的投资人，7月份跟着基金来到印尼。8月在请印尼留学生完成翻译之后，小秦的电商网站在印尼上线。
小秦发现，即使是东南亚最大、拿了阿里10亿美元的Lazada提供的接口也并不稳定，商品价格变动经常追踪不到，也常常会跟丢订单。印尼的互联网技术水平仍是一个瓶颈，但相比中国的激烈竞争，这些都是小问题。目前，小秦在国内做开发，只在印尼找了一个本地人帮忙运营。一旦项目做大，他做好了搬去印尼的准备。虽然他的微信头像显示：他的孩子还很小。
BAI的赵鹏岚最近一段时间见了大约十多个从华为、百度、猎豹等这些已出海印尼的大公司辞职的员工，大家都计划在印尼创业。一位百度的员工告诉记者，他在雅加达待了好多年，一直没有学印尼语，但今年，他开始学了——创业机会太好，他准备留下试试。
2016年5月，零一投了一个类似快手的短视频社交平台vshow。两位创始人一位曾负责百度印尼站直播项目Cliponyu，另一位则来自UC印尼。vshow目前累计下载量为200万，技术和产品团队放在北京，而运营团队则在印尼本地。
最早进入东南亚的曹嘉泰提醒来自中国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即便在东南亚早期投资市场日益火热的今天，B轮、C轮的投资仍然存在缺口。这是市场的瓶颈之一。
2012年，戈壁创投曾投过马来西亚最大的游戏公司CIB，“那时候，东南亚项目要融资其实是很难的，市场上都是PE（市盈率）概念，要有利润才能融资”，CIB愉快地接受了戈壁创投的投资，一年半之后，更愉快地接受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收购要约，以上一轮两三倍价格卖掉了。曹觉得太可惜了，这个公司本来可以做的更大，但马来西亚的管理团队缺乏野心，“当时他们觉得在马来西亚市场已经做到最大了，都没有想过其实可以在东南亚市场继续发展。”
这是东南亚市场的普遍情况，并购退出是最好的结局。而对于VC来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项目，自然希望能够拿久一点、做大一点，获得更高回报。
另一重障碍是人才。印尼学校的水平有限，而海归往往选择自己创业，至今尚无大型互联网公司把开发团队放在印尼，像华为、百度这样的公司给本土员工开出的价格是印尼人平均工资的10倍。当听说有中国创业者考虑来东南亚，Pic Mix创始人Calvin非常兴奋：“我知道中国有很多程序员，能不能让他们来雅加达？这里环境好，很适合生活。”
2016年6月，印尼政府宣布开启一项“千家创业公司计划”，希望在2020年之前在印尼本土培育一千家创业公司，让总估值达到100亿美元。然而正如在东南亚科技媒体Tech in Asia所吐槽，这个计划不但从企业存活率来说过分乐观——按照九死一生的概率，实现印尼政府的宏伟蓝图需要在五年内诞生100家一亿美金估值的公司，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计划“政府仅仅打算展现支持态度，而一分钱经费都没有”。
不过唯一的好处在于政府对于外资创业、投资限制更少了。此前，印尼政府曾列出过一个限制外资投资名单，重点在矿业等资源性行业，互联网未被涉及。
一切故事皆在表明一个事实：印尼的创业热潮已不可阻挡，这让人不禁联想起十年前的中国，或者是马克·吐温定义的“镀金时代”的美国，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人人有梦，有自己钟爱的事业。”
在印尼的最后一晚，结束了一整天的会议之后，谢佩甫和他的手机一样有些电量不足，但他还是决定稍晚参加一场集合了本地创业者的party。
谢佩甫和印尼本地的投资人聚会
在印尼，创投生态刚刚建立，6度人脉法可以发挥到极致。你可以在某个创业会场轻易见到独角兽GO-JEK的联合创始人。相比中国顶级投资人和创业者的来去匆匆，印尼版“沈南鹏”和“程维”极易接触。
聚会一直喝到凌晨三点才结束。“有时候，你要跟他们喝酒，才能成为哥们，这样办事才比较方便”，谢佩甫说，正如他的投资前辈曹嘉泰的经验，“在投资这个行业，你就是要跟每个人都做朋友，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变化，you can’t burn your bridges。”
第二天一早，谢佩甫拖着行李完成了三场会面后，登上返回上海的航班。一个月后，他带领一支国内创业者团队再次来到雅加达。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印尼和中国的合作已经非常紧密，可以想像，一批又一批中国掘金者步入这个拥有露天游廊和三角帆船的海岛地带，一定会看到，今天的印尼如同昨日的中国，他们忍不住畅想起未来，变得野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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